回京受罪

每年回北京，要遭两次罪，两次都跟空气有关。

头遭罪是要吸入受污染严重的空气。每年回北京，走出机舱立马会闻到空气中的汽车尾气及它的异味。北京空气味道刺鼻，让人有窒息感。汽车尾气易辨，其它异味难辨。到底是什么异味，不清楚，应是不利于人类健康的异味。好在受这头遭罪的时间很短，少则十几分钟，多则一小时，嗅觉就失灵了，窒息感就消失了，我也能像北京人一样畅快地喘气了。看来人的鼻子适应性极强，肺也是一样，能适应肮脏的空气，像空气过滤器的芯片一样过滤北京的空气。过滤芯片脏了可更换，人肺脏了能更换吗？

我有一“狗鼻子”，对气味异常敏感，从不怀疑自己的嗅觉判断，别人还没闻到的味道我已闻到。我的“狗鼻子”可能与我属相有关。今年春节前又回到北京。走出机舱，我的 “狗鼻子” 立即警觉起来，又闻到熟悉又讨厌的北京空气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今年空气中多了一种味道：蜂窝煤在燃烧的味道。这味道似乎比汽车尾气味道还重。太熟悉这味道了。从小到大，一直与蜂窝煤打交道，先从烟熏火燎中学会点蜂窝煤炉，然后用蜂窝煤做饭取暖，也曾肩负家中采购和搬运蜂窝煤的重任。离开中国前，我已用液化气罐烧火做饭，但冬天取暖还是靠烧蜂窝煤。

跟我一起回来的部落婆也闻到了机场空气中的异味，起初不确定是什么，在我的启发下也确定了是烧煤的味道。我们随着旅客往机场大厅走。空气中弥漫的蜂窝煤味道仍未散去。我边走边跟走在一旁的一女旅客搭腔，问她闻到空气污染没有。她说好像有煤球的味道。真巧，又遇到一只“狗鼻子” 。煤球和蜂窝煤形态各异，但化学属性相同。我的嗅觉被再次确认。

通过边检，通过海关，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最后一关卡，在那见到了来接机的亲人。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，问这问那，没人提北京的空气质量。走进停车场，部落婆和我分别坐上不同的车。出了停车场，我问开车的姐夫，今年怎么到处是烧煤的味道。姐夫诧异，奇怪我怎么会闻到烧煤味道，说现在都不烧煤了，哪来的烧煤的味道。这话我不信，一年前曾亲眼在北京剩余不多的胡同里看到有人还在烧蜂窝煤，也看到有拉蜂窝煤的三轮车在胡同里转悠。而且，据我所知，冬天时北京许多地方取暖的能源还是靠煤。

车在北京高速公路上行使，很快就到了四环路附近的家，空气中蜂窝煤味似乎消失了。不知是真的消失了，还是 我的“狗鼻子” 适应了家乡的环境。我想是 “狗鼻子” 失灵了。

头遭罪受完后，紧接着是受二次罪。

回北京后，一般在第二或第三天人就会感到身体不适，先是嗓子疼，之后咳嗽，再之后是胸闷，但体温正常。各种中药西药都吃过，都不管用。慢慢地，咳嗽停了，胸闷停了，这过程要持续大概十天半月。然而，嗓子疼始终没有停止。

今年回北京，症状更重些，连续几天咳嗽不止，最后胸闷得让人受不了，只好去了医院。在医院，接受相关检查，包括心、肺、呼吸道和血常规的检查，结果都正常。我告诉医生，我每年回国度假都出现嗓疼、咳嗽、胸闷病状，医生对我的病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只给我开了几盒中成药，药名记不得了，都是些清肺止咳的。回到家，药还没吃，胸闷感就开始减轻了。再过几天，咳嗽和胸闷都没了，除了嗓子疼。

每次回北京，一般住四个礼拜，也生病四个礼拜，如果嗓子疼也算病的话。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身体不适仍不清楚，但我一直怀疑跟与北京空气有关，因为每次从北京回到北美的小窝后，嗓子疼很快就会消失，少则一天，多则两天。

也许有人认为我这人太娇气，那就错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特皮实，很少生病。即使到了老帮子年龄，我也很少患头疼脑热的病。我这辈子只发烧过一次，不过我母亲否认，说我两岁时偷吃十几个没洗的李子后上吐下泻发烧四十一度。即使加上两岁的发烧，我这辈子只发过两次烧。你可以说我身体不强壮，但不可以说我不皮实。

我每年回北京受二次罪并非个案。许多与我有类似阅历的同学朋友也受同样的罪。我的大学同学有六十多人，有一多半跑到海外生活，在海外的时间少则二十年，多则三十年，许多人回国探亲时都要生病，病状与我的类似。零七年，同学们回国聚会时很多人生病，症状与我前面提到的类似，还有人发烧，甚至住院。聚会后，有一同学在同学网上做调查，问大家回国是否老生病。许多同学们的回复再次证实我的“空气致病论”。

有个医学世家现生活在海外的同学断言，我们这些短期回国的人，得的病不具传染性。这类病既不是病菌也不是病毒引起的，是免疫系统对新环境不适应的自然反应。这种症状被许多医生误认为感冒或其他什么炎症，或被谁传染了。这诊断站不住脚，因这些人在国内咳嗽发烧生病时，与其接触的亲友不会被传染。同学好像说的有点对。我不记得在我回国生病时，跟我天天接触的家人被我传染了。

应该说，我这位同学的“诊断”与我的“空气致病论”都指向国内的环境，即回国生病与国内空气有关。我想，这病应是暂时的，时间长了会好的。回国的海归有很多，只要在国内长期扎下去，病自然会好的。海归如果天天生病，那他们还不早就都逃光了。

那些从国外回北京后短期内出现嗓疼、咳嗽、打喷涕等症状的人，不要怨天怨地，要怨只能怨北京的空气。到了北京，这两次罪是躲不了的，只能忍着受着。这只是我的感觉判断，没有任何科学数据支持。我相信，如果我在北京多待些日子，比如住上一年半载的，我的灵敏的 “狗鼻子” 就不会对北京空气太过敏感了，也会像老北京人一样畅快喘气了。

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在世界大都市里属数一数二，不过北京管理者不认可。许多北京居民不相信北京官方报的空气质量指数。美国人还跟着捣乱，在他们北京大使馆内安上空气质量监测机器，专跟北京官方监测中心PK，报告美国版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，每小时自动更新一次，并将数据发到推特上。据说，从PK数据看，北京官方监测机器老是报喜不报忧，美国的监测机器总是报忧不报喜。我搞不懂那些数据，但我的鼻子我的嗓子告诉我：

北京空气质量不好。

北京的狗屎

北京的狗很自由，可以随地拉屎撒尿。北京的狗主人很自由，可以让狗随地拉屎撒尿而不受处罚。北京居民和访客的自由受到限制，没有仰头挺胸走路的自由。走在在北京街头，要时刻注意脚下无处不在的狗屎尿。

我爱狗，却无法忍受狗主人让狗随地拉屎撒尿却不管清理的现象。在北京，从普通居民区到高尚住宅区，无论早晚，到处见到遛狗的人，到处见到拉屎撒尿的狗。应该说，多数出来遛狗的人，遛狗目的就是让狗出来拉屎撒尿。狗也明白，出来就是释放屎尿的。它们在当街、花坛、树坑、墙根撅屁股拉屎，翘腿朝汽车轮胎、树干、电线杆、栅栏甚至人的裤腿上撒尿。对此，狗主人视若无睹，从不干预，更不清理狗的废弃物。我还在居民楼的楼梯里和电梯里看到过狗屎狗尿。到了晚上，走在照明不好的地方，您最好备上手电，因您撞狗屎运的机会会大增。

我每年回北京住一个月。借住的地方在一个普通居民楼区，靠近朝阳区的四环路。一冬日，在借住的小区里，在一个十来平米的花坛内，我看到很多狗屎。我好奇，站在那里仔细数了数狗屎巴橛，数的结果令我吃惊：花坛里有114 橛长短不一颜色深浅的狗屎。

据说，北京市府有明文规定：狗在公共场地拉屎后，狗主人必须立刻清理之。可过去好些年，我每次回北京时，看到的是随处拉屎的狗，没看到弯下腰清理狗屎的主人。市府好像没人管狗屎狗尿的事，市民也没人过问。也许有人管有人问，但在北京时我没看到。据说，北京城里有一些专为狗主人擦屁股的志愿者，去街头巷尾清理狗屎，可我也从来没看到过。

现在北京事儿妈（注：爱管闲事的人）很难找了。我看不惯，想当回事儿妈，却没当成。一日，在朝阳区一大街边等车，看见一只穿着粉棉袄的狗撅着屁股在人行便道上拉屎，半老徐娘的主人在一旁站着看狗拉屎。狗拉完屎后，在光溜溜地上装模作样地扒拉扒拉狗腿，便跟着主人走了。狗没一点歉意，那是狗的自然属性。狗主人没清理狗屎，那也是狗属性吗？

看着那冒着热气的狗屎，我来了气，委婉地问狗主人：狗拉屎后，谁来清理狗屎？狗主人敌视地瞧了我一眼，没搭理我，跟着她的狗走了。我被撂在一边，像做错了什么事，感到特别失败。

有人认为，一城市的素质从狗屎尿被怎样清理就可看出来。在北京，狗屎成患，狗主人不清理，其他居民不过问，因此可以证明北京人素质低，缺乏公德。我不想得罪北京人，也没有数据评判北京人的素质，我更倾向于质问北京城的管理者。

在北美大城市生活多年，见到过一些华裔养狗人，其中有北京籍的。他们像当地人一样，遛狗时总是带着清理狗屎的塑料袋，随时清理。当然，我也看到过不清理狗粪便的遛狗人，但不多。我认为，狗屎与北京人的素质没关系，应与北京政府的管理态度有关系。北京管理者曾自豪地举办过奥运，却不能有效地管理狗的主人。北京管理者能让不同政见者立即消失，却不能有效地让狗屎消失。

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城市，见过一些狗屎城市，但没见过狗屎密度高于北京的城市。看着北京街头巷尾的狗屎，看着路边汽车轮胎上的狗尿痕迹及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挡尿板，看着颜色不同的墙根和墙体，看着居民楼梯的狗屎尿，我只好写下本文的最后一句话：北京以前不是狗屎城市，现在变成了狗屎城市。

红箍、两会及其它

每年回北京过年，离开两会的日子很近，今年也是。开两会的人里面有我以前的同学和同事，现在个个人模狗样。

两会期间，北京到处看到胳膊上戴红箍的人。这些人的作用如以前的小脚侦缉队员，现在的侦缉队员都是大脚丫子。一次我走近几个戴红箍的人，仔细看了看他们胳膊上的红箍，上面印的字是：首都治安志愿者。红箍很扎眼，让我想到文革遗风和红卫兵小将。红箍与时俱进了，上面的字是可以不断变化的。

不是中国长大的还真不明白是两会怎么回事。两会，一会是人大，一会是政协。一像皮图章，一桌上花瓶。据说两会是人民代表为人民办事的会，更妥当说法应是权贵的聚会，是既得利益群体的聚会。不然的话，为何不允许人民代表跟人民接触？为何人民代表车子一过，私家车就得让路？

听说有的地方人手不够，有的带红箍的是雇来的。看看戴红箍的人，很少有认真干活的，不是聊天，就是发呆。据说，戴红箍的志愿者不是志愿，也是有点赏钱可领的。贪官污吏聚会，志愿者领赏钱也是应该的，况且那赏钱本身就是从志愿者身上搜刮的。

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，是公仆拒绝公布个人财产的国家，是公仆不用向主人禀报开支的国家，是公仆吃喝主人最多的国家。

公仆每年开会，开了六十多年，可每次会的支出从未贴在人民眼前。收集这数据不需什么高科技，电脑都用不上，拨下算盘珠子就出来了。听说这数字是国家机密，主人不可以知道的。谁透露出去，谁就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。

记得一年前，美国之音记者问两会新闻发言人：两会开销多大？发言人被问住了，不知如何回答，然后跟记者说等他知道答案后会告诉记者的（大意）。发言人之后给没给美国记者答复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看到或听到过。会议发言人真不知道两会的开销？也许是吧。

这问题应该由中国记者或中国公民问才对，管你丫美国人什么事？两会的开销发言人可不告诉美国佬，但应告诉主人。您说是吧。

北京的黑车

每年回北京，看到街上到处是黑出租车，今年似乎更多了。

正月十六早晨，天特冷。母亲生病需去医院。部落婆把母亲搀到小区大门，我跑到街上拦出租车。几分钟内，有七、八辆出租车从我眼前过去，没一辆空车。无奈，要了一辆停在小区门口的黑车，看不懂是什么牌子的车。黑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。

母亲家离医院也就三四里地，打白车十元。黑车司机跟我们要15元。一听15元，原本打蔫的母亲一下来了精神头，拒上黑车，说她有老年证，可免费坐公车。治病要紧，我没听老太太的，连捧带抱把老人家塞进黑车后座。部落婆坐在老太太旁，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。车还没动，一司机熟悉的人要搭顺便车，开后车门要往后座上挤。我太太到痛快，不过要司机减车费。我怒，训斥司机，部落婆无语。搭顺便车的人知趣，离开了。司机一脸不高兴。要不是着急给老太太看病，我肯定要跟那黑车司机娘们儿说道说道。

我是第一次坐黑车，不想坐，但没时间选择。据说，黑车也有规矩。每辆黑车的后视镜下都挂着一个显示灯，灯没有统一的颜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可能。挂了指示灯的车都可能是黑车，那灯告示人们可以拦之。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。我搭黑车时没注意黑车的后视镜下面有没有挂着个指示灯。

黑车自然没有里程表。好处是，可先与黑车司机谈好价。这对乘客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不管街上怎样堵车，价格是固定的。要是坐白车，赶上北京这样的首堵城市，乘客只得焦急地看着里程表上的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上蹦。

我不了解北京黑车市场，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，即黑车的泛滥公开的秘密。据说，从事黑车行业的什么人都有，包括失业者、家庭妇女、白领或退休者。

黑车屡禁不绝，必有原因，价格高应是其一。对大多数普通人，出租车价格超出承受力，偶用可以，不可常用。在城里坐出租车走一、二十公里，要三十元。随便坐出租在城里转一会儿，下车交给的哥一张百元票子是很正常的。即便如此，出租车也不是好打的。很多时候，打一辆出租车要等上十几分钟，甚至更长。

市府好像没人管黑车的事，至少我没看到。在我看来，市府对黑车的存在是睁只眼闭只眼。街头巷尾到处趴着黑车，这总比到处站着鸡要让市府官员的面子好看些。其实，政府不作为有时比作为更好。黑车的存在，能够让一些人有饭吃或挣些补贴家用的钱，也是件好事。

多尔衮和我的小学

普度寺山门曾是一家国营粮店

严格说，多尔衮和我的小学扯不上关系。非要扯，那就得往历史上扯。

准确说，我念过的小学是建在多尔衮家以前的宅地上。遗憾的是，上小学时没听说过我们念书的地方住过一个大人物。我上的中学离多尔衮家也就几分钟路，不记得中学历史老师提到过这个大宅子。知道这段历史时，我已流落海外。

多尔衮以前的家在北京南池子大街东面的一片胡同里。这地方现在叫普度寺，恢复了以前的名字，现在是北京税务博物馆所在地。之前，这里有一所小学校，叫南池子小学。我在那里念的小学。南池子小学已解体。回北京探亲时，兄弟开车带我去看我们哥俩曾念小学的地方。那地方变化很大，除了普度寺主殿，再也找不到原来小学的影子。回到家，上网搜寻有关南池子小学的信息。遗憾的是，除一篇新闻稿，没查到什么，也没校友回忆的只言片语。今天在这里写几句话，算是对母校的纪念。

没校友的回忆或提示，写几句回忆话还真不易。靠还活着的脑细胞帮忙并不很有效。记忆有时是不可靠的。哪位校友、老师及南池子小学周围的邻居读到此文时，请帮我继续回忆一下，或更正一下我的记忆错误。

网上说，2001年北京政府对普度寺进行大规模修缮，原普度寺的占用单位需迁出，普度寺周围许多民居也要被拆除，包括擅自搭建和原有民居。南池子小学是占用普度寺领地最多的单位，没地方去，只得宣布解散，原校师生被合并到北面的北池子小学。为此，我曾给一个在普度寺隔壁胡同（普渡寺东巷）住了一辈子的同学打电话求证。同学肯定了我网上看到的信息。

我上小学时，南池子小学还一个非正式名称，叫“大庙”。不清楚这名源于什么时候，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叫，可能与这儿以前曾叫过“玛哈噶喇庙”或“普度寺”有关。南池子一带的人都这么叫它。出了南池子知道这名的人不会很多。这个叫法一直叫到学校解体。

不清楚多尔衮的宅地哪年变成小学的。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。国民党管辖时，小学曾叫民国三小。共产党管辖时，这里仍是小学，50年代叫普度寺小学，之后改叫南池子小学。南池子小学这名称一直保留2001年学校解散时。

清朝垮台前，这地方曾叫过玛哈噶喇庙和普度寺，再往前是多尔衮的宅地，再再往前就是明代的事了。多尔衮的宅地什么时候变成寺庙的？不知道。多尔衮是谁？不太清楚。超过百年的事，记起来让我脑仁儿疼。只听说多尔衮是清朝大官，还做过摄政王。据说，多尔衮当摄政王时特牛逼，经常不去紫禁城办公，而把办公地点设在自个家，也就是现在普度寺所在地。他家那时被装饰得富丽堂皇，不次于它西边的紫禁城。摄政时，多尔衮做了一些让皇家不招待见的事儿。多尔衮死后，其家族被清算，封号被废，财产被缴，祖坟被挖。之后皇上把多尔衮的家变成了寺庙。哪位皇上干的？记不得了。我一向弄不清历史更替时间，弄不清统治者、接班人以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名字。

我上小学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。那时南池子小学不大，比现在的普度寺小。校园南止普度寺的山门前，东西两边院墙外分别是普度寺东巷和普度寺西巷。现在的普度寺山门那时不属于小学，而是一家国营粮店。记得那粮店天花板很高，光线很暗。学校四周被破旧低矮的居民房包围着，还有副食店、菜店和托儿所。我的一些小学同学就住在学校周围的胡同里。现在开放的普度寺主殿当时是学校的主要建筑，用今天的话说是标志性建筑。那时主殿是学校的教室所在地，但老师同学都把主殿称作“大殿”。主殿已被隔成若干间教室。具体有几间已记不清了。

普度寺主殿曾是我的教室

那时的主殿没现在那么鲜艳，时光已抹去它以往的光彩。毕业几十年了，对普度寺主殿构造已没印象，对由主殿改成的教室多少还记得一些。除了破木头桌椅外，印象最深的是教室的破烂顶棚。那么大的殿，天花板很高。看顶棚时，老想着上面的耗子。课间休息时，同学们跑到教室外，围着主殿门脸前的几个朱红色柱子打闹。当时的柱子没现在那么红。柱子上面留下的是学生们的划痕、涂鸦和鼻涕。同兄弟去看普度寺时，红柱子被涂的鲜艳耀眼。不知那些柱子还是原装的吗？看过现在的普度寺介绍后，才知道我念小学的教室是典型的满族风格建筑，北京只此一家。咱不懂建筑，难道满清皇帝住过的紫禁城就没一座满族风格建筑？

听说，主殿两边原来还有辅殿的，后被拆除了。我念小学时，原来辅殿的位置上已建起了的校园院墙，印象里的院墙是破砖头砌的，高度不高，小学生很容易翻墙出入学校。现在的普度寺主殿前面的广场原来是学校操场。操场南侧建了一排简易平房。平房东西两头分别是传达室和老师的办公室，平房中断记得是两间教室，每间可容纳学生五十几个。

我上小学时，南池子小学是一所校舍非常简陋的学校，没一间像样的教室，没一张像样的书桌，没一块宽敞的运动场。冬天教室里取暖设备是放在教室中间的煤球炉子。炉子一米来高，当时算是大号炉子。记得负责烧炉子的是学校工友大爷。五十多个学生分享一个炉子，每个人得到一点点的热气很快被透风的窗户吸走了。像许多同学一样，我戴着棉手套穿着棉鞋，手脚还总是冰凉，全是冻疮。手冻的麻木了，连铅笔都攥不住。现在回想起在古建筑里烧煤球炉子取暖都有些可怕。那时年龄小，不懂防火，不懂古建筑保护，还经常见到同学用废纸和捡来的干树枝在炉子上点火玩。那时教室和学校里也没防火器材，一旦失火，就没现在的普度寺了。

我上小学时，赶上文革。文革时闹得厉害的时候，见过老师被批斗，被剃阴阳头，被逼扫厕所。原本简陋的校舍被破坏得更破更烂，教室窗子上的玻璃都被砸碎了，调皮捣蛋的同学经常从没玻璃的窗户里爬进爬出。记得冬天里，为了给同学御寒，学校给没有玻璃的窗户被钉上木板或纸板。我的座位靠窗，坐在那里觉得像坐在冰窖里，耳朵都觉得快冻掉了。

普度寺附近的四合院被四合楼取代

从南池子小学毕业几十年了，仍记得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，仍记得许多同学的名字和长相，仍记得一些同学在教室里的座位，仍记得那些破烂桌椅和没有玻璃的窗户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同学们各奔东西，保持联系的只剩下两个，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北美。从保持联系的同学那里得知，还有几个同学继续住在普度寺附近。他们原来住的四合院或大杂院已被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具有“传统”风格民居，学名叫四合楼。继续住在这里的同学，每次走出家门就能看到多尔衮以前的宅地，那里曾经是他们念过六年书的小学。他们会像我一样怀念南池子小学吗？他们还记得我吗？

南池子小学的历史前后算起来，有八十年来年。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学校却经历了不少历史大事件。光这地界儿就被三拨人管过：国民党人、日本人和共产党人。八十多年里，学校送走了不少毕业生，很多人应该还活在世上。他们现在哪儿？

为臭豆腐烧香

    一日，跟部落婆逛家门口一家台湾人开的超市，无意间在货架上看到北京人爱吃的臭豆腐，还是王致和的。北美许多超市里有卖北京酱豆腐，买过吃过，但之前从没见过北京臭豆腐。曾想过，也许这“腐败”食品太臭，光这味儿就没法通过北美食品检疫人员的鼻子这一关。问超市店员后，才知咱孤陋寡闻，这臭东西早已飘洋过海，在北美臭了很多年了。

    北京臭豆腐名臭、味臭、貌丑，但却有众多爱好者。爱好者声称：闻着臭，吃着香。好这一臭味儿的非北京人也不少，其中包括连北方话都听不太懂的南方人。有好较真儿的专家说，北京臭豆腐应叫臭豆腐乳才对。臭豆腐是半成品，不可直接食用，臭豆腐乳可直接食用。这专家肯定不是北京人，脑子里想的是南方的臭豆腐。理论上讲，北京臭豆腐是应叫臭豆腐乳，可北京话里这臭东西就叫臭豆腐，不叫臭豆腐乳。在北京商店里，你说买臭豆腐乳，人家也许听不懂呢！

    北美台湾人超市里的北京臭豆腐勾起了我幼时吃臭豆腐的记忆。于是吩咐部落婆买两瓶。还挺贵，花的钱在北京买六七瓶应不成问题。

    我祖籍南方，从小在北京长大。小时候臭豆腐不进家门儿，因母亲不能忍受那臭味儿，也嫌那味儿招苍蝇。自个儿家里吃不着臭豆腐，就跑到邻居家吃。小孩儿嘛，总觉得别人家饭香。最初吃臭豆腐时，不爱吃，后来学着人家抹在窝头或烙饼上吃，能忍受那臭味，但谈不上喜欢。不让吃，不会想的。长大些，就不再去邻居家蹭饭，也就再没吃过北京臭豆腐。

    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打破了臭豆腐不进家门儿的传统，好在是海外被打破的。胡同里长大的部落婆不好北京臭豆腐这一口，但允许它进家门。从超市回来那天，晚饭饭桌上摆了瓶臭豆腐。部落婆叫我打开挟出两块臭豆腐，并提醒说别怕臭。我答：不至于，小时候吃过好多回，没那么臭。

    拿起臭豆腐瓶子，凑近闻了闻，有股微臭味儿，可忍受。“砰”的一响，臭豆腐瓶子被打开了，一股强烈的臭气喷薄而出。哇，怎那么臭？立即把瓶盖盖上。部落婆也说，是挺臭的，不过臭豆腐就这味儿。

    对着臭豆腐，我了发呆。真的，无法忍受这臭味儿。小时候吃时不觉得特臭。这回怎么了？吃还是不吃？打开瓶盖又闻了闻，接着又盖上。不行，太臭了！怎么办？扔掉？可惜了的。送人吧？周围没好这一臭味儿的北京人。送大鼻子朋友？人家以为我要害他们。我说还是扔了吧，部落婆态度坚决：给我吃掉。也真是的，一瓶不够，还要两瓶。自作自受，吃！我拒绝吃。饭后，臭豆腐被送进了冰箱，但臭味儿已在家中漫延开了。

    第二天是周末，起床后觉得家中臭味仍在。部落婆也说臭。我说，把臭豆腐扔了吧。部落婆说，不准扔，吃掉！

    在部落婆洗衣服时，我偷偷地把冰箱打开，拿出两瓶臭豆腐，迅速扔进垃圾桶，之后提着垃圾袋往外走。平时我很少主动扔垃圾，部落婆觉得奇怪，但没说什么。扔完垃圾，我直接钻进汽车，一踩油门就到了附近的一家商店。在那里，买了一包香。

    等我进家门时，部落婆看到我手里的东西就损我：臭豆腐呢？你的臭豆腐够珍贵的，还要配上香，对了，汽油费还没算呢！

    为了北京臭豆腐，我在家认认真真烧了三天香，终于赶走了家中的臭味儿。